在以欧洲、男性、白人为中心的艺术史观中，女人的存在往往仅因为她是一个可以被凝视的对象，而作为艺术家，她们则无疑是缺乏理性和创造力的。即使流传下个别较有名气的，她们的名字也常为她们的姓氏所淹没。比如17世纪的简特雷斯基和19世纪达维特的女弟子们。20世纪，随着女权运动的兴起，重写艺术史的呼声里逐渐加入了性别研究的视角。
第一阶段 发生于20世纪60年第二次女权浪潮时期。标志性事件是Linda Nochlin1971年发表于Art News的《为什么没有伟大的女艺术家？》（李建群译，《世界美术》2003年第2期）。在文中她抨击了各种有关“天才”的神话，认为“天才”在于后天的培养，而培养又与社会中的性别歧视有关。比如从文艺复兴开始，女性就不被允许参加重要的造型基础课——人体课的训练；直到19世纪后期，法兰西学院的罗马大奖赛也不允许女性参加；历史记载中没有任何赞助人愿意将重要的委托任务交给一位女性艺术家。正是诸如此类不平等的教育制度、奖励制度以及赞助制度使得女性艺术家无法参与到重要的艺术活动，从而也无法进入艺术史的书写。1988年Linda Nochlin又发表了Women，Art，And Power And Other Essays,探讨艺术史的创作与书写中男性话语的支配权利。
1972年CCA由Linda Nochlin主持召开《19世纪艺术史中的色情与女性形象》大会。1978召开《问题的连祷——女性主义艺术史观》年会，审定女性主义在艺术史研究中的价值，并希望从更深的方法论和理论层面上展开对艺术史的讨论。次年CCA的年会仍继此为主题。1982年，Norma Broude 和Mary D. Garrard根据以上会议报告结集出版了Feminism And Art History——Questioning the Litany，作为第一阶段女性主义艺术史研究的总结。
第二阶段 以80年代为界限，以Griselda Pollock为代表，主张要重写而非改良艺术史。2000年Griselda Pollock出版VISION AND DIFFERENCE——Femininity-，feminism and the histories of art，提出要从整个学科出发，改变研究范式。他认为不应仅把目光局限在美学上，从而引入大量马克思主义方法，试图从阶级、种族、性别等角度及其相互关系来重新研究艺术史。
1992年Norma Broude 和Mary D. Garrard再次结集最新研究成果出版了EXPANDING DISCOURSE：Feminism And Art History（台湾有译本），讨论女性气质的社会认同等。研究对象有《框里的女性》（文艺复兴时期流行的正侧面像）、《奥基夫与女性主义》、《弗瑞达·卡罗》、《芝加哥的晚宴》等。
此外，1989年至今Guerrilla Girls成立并开始活跃于大量公众场合，对女性艺术史的推广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从90年代起，一些重要的大学纷纷开设了女性艺术史研究课程，如Whitney Chadwick教授就在旧金山大学（San Francisco University）授课。 |